根据商务部中国贸易救济网数据统计，2023年印度共对中国发起22起贸易救济调查，成为当年全球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和欧盟分别以12起和9起，分列第二和第三。与此形成对比，2023年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只有1起，即去年7月，中国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丙酸进行反倾销调查。
印度对中国发起的22起贸易救济调查案包括反倾销20起，反补贴1起，保障措施1起。其中，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和制品工业10起，金属制品工业4起，非金属制品工业2起。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共发起87起贸易救济案，排名前三的印度、美国和欧盟以合计43起，占据了其中的五成。其中印度以22起占了四分之一，成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
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去年底在《国际贸易救济规则动态简报》中提到，印度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根深蒂固，频繁对外发动贸易摩擦和贸易救济措施。2014年以来，印度贸易救济立案数量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印之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印度对华贸易摩擦颇有愈演愈烈之势。仅2023年9月下旬，印度在10天内接连对华发起十余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对印出口的节节升高与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步步惊心”，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印度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一直居高不下，并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小雪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度不但想要扭转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还在“印度制造”战略目标驱动下，以各种措施强化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因此一直是对中国进行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蓝建学2023年在《中印关系嬗变及出路》中提到，长期以来，印度的大国梦始终笼罩着浓重的“中国情结”，即中国是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参照底线，也是其大国地位的竞争者或超越对象，同时还是影响其崛起的关键外因。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事件后，中印关系遭受1988年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严重冲击，长时间陷入“低谷徘徊不前、摩擦此起彼伏”状态。也就是这时候开始，印度强化人为措施，阻碍双边正常贸易和投资。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奏效，中印贸易仍在继续扩大。2021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22年又增长到1359.84亿美元。尤其是印度自中国的进口在2022年大涨了21%，达到了1185亿美元。《环球时报》记者自中国海关总署查询的数据显示，2023年前11个月，中印贸易规模仍然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达到了1242.69亿美元，同比增长0.8%。其中印度从中国进口1072.71亿美元，同比增长0.2%。根据印度对外贸易研究所（IIFT）报告，2020 年以来，除钢铁行业以外，印度所有行业自中国进口量均实现增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楼春豪去年12月27日撰文称，无论从中印经贸关系而言，还是从全球市场来论，印度对华“经贸脱钩”近乎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中国对印度商品出口集中度高、附加值高，在通信设备、原料药等领域甚至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印度要发展本国制造业就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另外，印度民众对商品价格比较敏感，也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在印度颇有市场。刘小雪也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印贸易额的不断扩大，恰恰说明了两国产业链的结合非常紧密，这使得印度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与中国“脱钩”。刘小雪认为，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恰恰是实现“印度制造”的有利条件，而且能够实现两国的互利互惠。
面对印度频繁的贸易限制措施，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指出，在实际操作中，印度财政部在考虑下游用户公共利益后，最终将可能做出不采取反倾销征税措施的决定。因此，如果中国企业能够积极与印度进口商和下游产业主体协作，从公共利益和产业链平衡等角度向印度财政部阐明实施反倾销措施不符合印度的公共利益，将可能促使印度财政部做出有利于中企的决定。
(来源：环球时报)
